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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9年，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（现中国中医研究院）助理研究员屠呦呦加入“523项目”，正式成为中国抗疟新药科研集体的一员。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特定历史时期，科技落后，社会动荡。数年间，屠呦呦和团队经历了190次失败，终于历尽艰辛，利用乙醚提取出青蒿中有效抗疟成分，成功制取抗疟效果为的“中国神药”青蒿素。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而言，都是一份无比宝贵的财产。 在落后的条件下创造了的科研成果，尽管值得骄傲，却如怀璧夜行——在那个中国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时代，屠呦呦和团队无法依靠法律武器去保护创新成果，反而随时面临可能被虎视眈眈的对手窃取甚夺取的状况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国以集体名义逐渐公开发表了一系列青蒿素研究相关论文，将青蒿素“无偿”展示在世人面前。1981年10月，会议“青蒿素专题报告会”在北京举行，青蒿素基本技术和研究情况被“和盘托出”。原全国“523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编写的《迟到的报告》曾表示，由于我国当时尚没有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，为国争光是科技人员的选择。 在那个知识产权制度尚未诞生的年代里，科研成果保护和市场化运作成为奢谈。青蒿素这种公开的方式今仍为人诟病，甚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青蒿素产业“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”的根源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原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部长张清奎深有感触。“应当历史地看待青蒿素专利之憾。”张清奎说，青蒿素提炼成功时，全社会都不知专利为何物，因此科研人员没有去其他国家提交专利申请也无可指责。 “在当时，向全球公开青蒿素相关论文，客观上也起到了自我防卫的作用，防止该成果被他人提交专利申请而反受其限制。”在张清奎看来，屠呦呦等科研人员选择公开青蒿素成果，以及此后我国相关机构选择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进行专利运营，虽有些无奈，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这也不失为一种保护青蒿素科研成果的较好选择。 “在那个年代，其他国家也在研究抗疟药。如果别人再研究出类似的成果并提交专利申请，我们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。屠呦呦等公开发表成果后，当时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就失去了新颖性而不能提交专利申请，因此打消了竞争对手利用专利阻碍我国研发的可能性。”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与知识产权系主任李顺德看来，屠呦呦们的举措看似无奈，却是一次的利用专利制度来保护自己的一场保卫战。 屠呦呦们的等待还在继续。1985年4月1日，我国专利法正式实施。这，屠呦呦团队向中国专利局（国家知识产权局前身）提交了一件名为“还原青蒿素的生产工艺”的发明专利申请。青蒿素的生产工艺终于有了在国内获得专利保护的可能。1993年1月1日，我国专利法次修改后正式实施，在原有药品生产工艺可获得专利保护的基础上，将“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”一并列入专利权保护范围。中国抗疟药从此也穿上了专利的盔甲。此时距屠呦呦提炼出青蒿素已有20余年。此后，屠呦呦和团队继续提交专利申请，并拥有复方双氢青蒿素等专利权，还以此专利为基础与北京一家企业合作开发了双氢青蒿素哌喹片。 “没有专利保护的创新成果，就像没有铠甲的勇士，随时可能被竞争对手或剽窃者的明枪暗箭射杀。”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表示。 在远远超越中国法制进程的年代诞生的青蒿素，背负了太多不应承受的委屈。当它终于可以依靠专利制度保卫自己的时候，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，让中国医药藉此所向披靡呢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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